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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新潮”时期南京地区的现代绘画运动--纪念江苏新野性画派成立30周年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5-11-17 20:01:23    文字:【】【】【
摘要:关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十多年前,中国的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们就开始了反思与盘点。时至今日,依然是各种声音自说自话。有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神话化的,也有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妖魔化的。有论者认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次事件,一次革命”;或肯定了八五新潮运动的革命性,却否定或者忽略了八五…


  关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十多年前,中国的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们就开始了反思与盘点。时至今日,依然是各种声音自说自话。有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神话化的,也有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妖魔化的。有论者认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次事件,一次革命”;或肯定了八五新潮运动的革命性,却否定或者忽略了八五新潮画家们在艺术上取得的实质成就;或认为“八五新潮”时期有许多夸张的谬误,但毕竟是有理想、有追求、是令人怀念的时代,而八五新潮中形成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如今已荡然无存。批评家皮道坚认为,“八五新潮是一次非常有力度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它也是一场有价值的艺术运动……八五新潮给今天留下来的财富,是对表达自由的执着的追求,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探索。”等等言说,或褒或贬,莫衷一是。在这里,我并不想去评价这些言说的是与非,作为八五新潮运动的参与者,谨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回顾八五新潮时期的重要画派“江苏新野性画派”的缘起以及其时南京地区的现代绘画运动,或能为梳耙历史作出一点见证。


  一、“江苏新野性画派”的缘起

  八十年代初,国门逐渐打开,南京图书馆里能看到很多外国原版书籍,大量的阅读,让我们对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所有流派及画家有了清醒的认识。我和朱小钢是同学,读书时色彩底子是印象派的,因此进入状态很快。其实在图书馆里将所有流派画家的作品读懂、看懂并非一件易事。朱小钢有着较扎实的英语底子,理解起来自然要快,我要差得多,但凭着较好的直觉,经常也看得激动不已。接下来就是实践,我和朱小钢经常在一起画画,一边画,一边讨论,一边抨击时弊,当然主要是绘画上对苏联油画的轻视,对古典色彩的蔑视。我们自认为在写实色彩上很有研究,因为当时的专业杂志上,除了有个叫罗尔纯的老师还不错,再没有出现色彩好的作品。

  朱小钢在色彩理论上的研究早就遥遥领先于业内人士,他八三年时着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色彩构成书籍,八四年完成,八五年出版,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被完整翻译的外国色彩理论书籍。翻译这种专业色彩书籍,需要极深的色彩理论修养,英语水平倒在其次。八三年左右,广州的尹定邦老师因研究色彩理论而红遍中国,现在看起来,以朱小钢的色彩理论水平,尤其是绘画方面的色彩理论水平,真是丝毫不逊前者。朱小钢没把这当回事,尹定邦老师的色彩理论仅用于工艺和设计上,容易说得清。“但我们是画画的。”朱小钢如是说。显然,绘画色彩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实践上,我们也走得很远。我几乎将知道的流派风格都研究、实践了一遍,甚至连照相写实的也画了。这样的学习为我积累了创造的底蕴。和朱小钢在一起写生时,我和他有了差别,我越来越强调主观色彩的运用,造型也开始变得夸张、扭曲。而朱小钢总是能给我适当的鼓励,当然是有保留的,从他的鼓励里我能感觉到我的不成熟。有一天,在朱小钢家里写生一组静物,我鬼使神差地用最大的笔和高纯度的颜色一挥而就,朱小钢当即用“精彩”两字给了我最高级别的鼓励。


    以后我开始远离写实,画面越来越怪,直到有一天,我画出了《人》这幅作品,现在回头来看,这无疑是“新野性”风格的第一幅作品,《人》后来刊载在《美术》上,并收录于高名潞所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中。而最先肯定这幅画的依然是朱小钢。正是朱小钢的肯定,使得新野性的种子开始萌芽。记得他当时兴奋地、忙不迭地重复着“好,太棒了!……”我自己倒是一脸茫然,是真的好吗?当我将画带回给傅泽武和邵献岚看时,俩人异口同声:好!我才真的相信是“好”了。  邵献岚和傅泽武都酷爱绘画,因为合得来而形影不离,总在一起画。他俩没进过专业学院深造,但画得时间长,也很刻苦,基本功都很扎实。最可贵的是他俩的极端和偏执,促进了我坚定地进行“新野性”绘画语言的探索。


    其时,他俩的画早离开了写实而进入了“表现”和“抽象”。尤其是邵献岚,“才气十足,画风独特,”这几乎是公认的。著名评论家高名潞在著作中这样评价他的画:“在意向上与群体整体风貌有别的是邵献岚(1960年生)……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少有宣泄的表现,更由于作者关注的问题有别。邵献岚的单色画《环》、《宇、《创》中出现了不名状的无定形形象,晕染式的衔接处理似乎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未知世界……。”随之不久,朱小钢也放弃了“印象”转向“表现”,并画出了《哮》等一系列作品,《哮》后来刊登于各类美术杂志。


    至此,新野性早期探索阶段的四个成员:我、朱小钢、邵献岚、傅泽武,就确定了。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我们尚没有自己的宣言,也没有“新野性画派”一说。我们只是执著于自己的绘画语言,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完善。慢慢的,我们的绘画得到了一些圈内朋友的认同,到84年时,身边逐渐聚合了一批“同志”,其中最重要的是王盾和马晓星。


  1984年秋,我与樊波接触越来越多,他的专业学的是政治,实际是哲学,至今我也没搞清楚他为何学的是哲学,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个画画的,而且大家公认他基本功很好。樊波的加入无疑加快了“新野性画派”的组成。樊波原来倾心于古山水画,与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天才创造智慧使他很快就创作出了一幅题为《阿西提岛消失了》的当代水墨作品。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真正意义的当代水墨作品之一,时至今日,其风格、样式依然独具意义。樊波的作品,令大家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这幅作品后来登上了《美术报》,也收录于高名潞的《当代中国美术史1985——1986》一书中。樊波、朱小钢和我经常聚会,讨论现代美术,讨论美学、哲学。在具体审美及评价画家和技法时,朱小钢和我有发言权,而讨论哲学、美学时,几乎就是樊波的一言堂了,他哲学功底深厚,睿智、雄辩,经常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听得我和朱小钢只有叹服的份,并大呼过瘾。我们相互影响、求同存异,在交流中完善着自己。  终于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该正规了,其时,皮志伟和马宝康等也参加进来了。我们纠集了“同志们”,规定每星期、每人至少带一幅作品参加周日的交流,还规定每个人交十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周日交流很热烈,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对艺术都葆有赤子之心,批评与赞扬都发自真心,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局面,掏钱也快。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成了召集人。我们提出了办展览、出版作品的计划,也酝酿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现在想来,那当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的艺术家们,身上都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者的色彩。我们很少去考虑其它,心中充满着对艺术的巨大热忱。  


樊波当时在南京下关区文化馆上班,地点离我家很近。他是一个极能串的人,动不动就到我家海吹一气,只要我在家,他准来,有时我会觉得影响了我画画,但实际上,听他海吹也是很有收获的,不时能给人以灵感。  在一次聊天中,谈及是否给我们的组织冠名时,我提出了叫“江苏新野性画派”,樊波和朱小钢都赞成。说干就干,我们将“新野性画派”的绘画特征进行了总结和规纳,如“表现性”、“游戏性”、“整一性”等,由樊波综合、概括、发挥,第二天,一个充满激情的、哲学意味很浓的宣言诞生了。其中一段我记得很清楚:如果说整个物质世界处于自发的自由状态中,那么人类即是用各种方式达到被自己否定了的自由。“新野性”主义正是以绘画方式通过自己建立的“愉悦学”原则达到属于自身的自由,在绘画范畴中恢复和完成人的类种族的完整内涵。


  二、江苏省现代艺术讨论会

  谈到“江苏新野性”绘画,离不开当时南京的现代艺术氛围,也离不开全国的现代艺术氛围。当时不止是美术界,其实文学界也响起了现代艺术的声音。记得在八五年,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的《红高粱》,这部作品的精神与审美其实与美术上的表现主义是一脉相通的,也被认作是中国现代艺术第一声早叫的公鸡。其实在美术界,现代艺术思潮已如地下的河流,在暗自汹涌,一个中国艺术史上激情燃烧的时代即将来临。江苏新野性,有幸成为了这股艺术思潮中的一支生力军。 


    有了画派,有了宣言,按照惯性思维,宣言出了总得“宣一宣”,在哪儿“宣”就很是个问题。登报吧,不可能;广播电视那都是党的口舌,更不可能。曾经想印个册子,终于被一个极高的主意所打动而放弃。现在已想不起来是谁的主意:就是搞个“现代艺术讨论会”,顺便也就解决了“宣言”的问题。理由是江苏在此之前还未有过现代艺术讨论会。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在这样一个场合,读“宣言”也很有意义,因为受众是省内最权威的美术界、理论界及热衷于现代艺术的人士。


  我们作为发起人,将地点选在了江苏省美术馆,同时增加“新野性画派”作品观摩日的内容。联系江苏省美术馆确非易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江苏省国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的盖茂森老师,自“新野性画派”活动以来,盖老师就对我们给予了坚决支持,不仅如此。时任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和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赵绪成老师,也因为盖茂森老师的缘故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明确支持。近三十年过去了,当忆及往事时,我对盖茂森老师和赵绪成老师曾经的大力支持仍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江苏新野性”也许要费更多的曲折才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在盖茂森老师的帮助下,加之朱小钢有着不错的社会关系,全力斡旋,终于定下了在江苏省美术馆召开江苏现代艺术讨论会。因为赵绪成老师和盖茂森老师的参加,我们顺利邀请到了南京美术界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甚至没有被邀请的,听到消息之后也要求参加。

  一九八五年四月的一天,〔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个明亮的早晨,那个早晨的阳光空气和街边的老槐新绿,现在,我只要闭上眼,仿佛就能闻到那个早晨所特有的味道。〕“新野性画派”全体成员带着观摩所需的作品、开会所需的录音机、签到簿等出发了。在前一天晚上,我们开会作了细致地布置,并确定会议由朱小钢主持,我读“宣言”,樊波重点发言。  


    江苏省美术馆是国内最早建立的美术馆之一,大大方方,在我心目中它有着人民大会堂般的庄严。我们的几十幅画放进了偏厅,会议也在那儿召开。在美术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放上了一个长长的条桌,沿条桌四周放上层层的靠椅,还挂起了条幅,条幅上写着“江苏省现代艺术研讨会”字样,看起来蛮像回事。开会的人基本都提前来了,签到后不肯入座,很认真地观摩我们展出的“新野性”绘画。南京艺术学院来了一批教师和学生,我记得其中有丁方,因为熟悉,大家相互招呼、欢迎。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美术馆的官方画家们,都很仔细地观摩作品,他们的认真我能理解,他们中有些人其时也已脱离了纯粹的苏联画法,在色彩上受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很大,与我们的追求相一致。但大部分人是否看懂了就很难说,因为时至今天,仍很少人看懂“新野性”绘画。只是大家严肃、认真、仔细地观摩作品的态度和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朱小钢颇有主持才能,会议主持得有条不紊,很快就该我读《新野性主义宣言》了,我是个性情的人,情绪上来了,充满激情连珠炮样地一口气读完了宣言。会场静了好一阵,终于有人说话了,他认为我读得太快了,没听懂。盖茂森老师也笑着说:“傅泽南太激动了。”我明白,一份欧化语言和哲学意味浓郁的文章,看也要看半天才能琢磨出个所以然来,哪能一听就懂呢!我说:“没关系,总是要发表的。”大家没再深究,话题转向了讨论。有人悄悄走近我,要求将《宣言》借读一下,我迟疑了一下,还是递出去了。《宣言》就一份,没有备份丢了可麻烦,至此我眼睛就没离开过《宣言》,那人看完之后,又将《宣言》转给其它人,就这样不停传阅,到散会时才还给我。


  虽然没有预定论题,会议依然开得很热烈,那种对现代艺术的热情溢于言表。大部份人虽然没有实践现代艺术,但由于时下正倡导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谓之必然,因此,艺术现代化也是必然,会议开得乐融融的,谈起话来刹都刹不住,但没有离题。怎么说的都有。直到有一个人发言时,会场气氛才降了温:“我不是著名评论家,我只是个教书匠!”他就是开场时朱小钢来宾名单宣读时提到的,南京艺术学院著名评论家陈孝信老师。显然,陈孝信老师也没有听清《宣言》里说了什么,但他是个思维敏捷的人,可能他觉得应该打一横枪,别让我们太得意了,他将我们的论点批了一通,是否切中要害那也无所谓。他发言之后,直接影响到南京艺术学院的丁方和其它人,他们都没发言,亏得朱小钢很有经验,他又重新调动起了气氛,直至散会。会议结束,樊波、朱小钢和我走到一起,相视一笑,大家什么话都没说。第二天我收到了丁方的一封信,遣词用句不失礼节,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今后拒绝合作”的潜台词。

  三、江苏省青年艺术周大型艺术展

  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南京最有影响活动之一的是“江苏省青年艺术周大型艺术展”。八五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江苏省青年艺术周大型艺术展”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展。开展那天,盛况空前,这个展览成了南京人一道名副其实的艺术大餐。展品300余件,包括绘画、工艺美术、服装、雕塑等。参展艺术家有138位,开幕一周,参观者达两万余人。最值得一提的是,展出作品明显具有先锋意识。我们新野性画派成员是在开展的第二天才得到消息,赶到展览现场,只见参观的人很多,气氛非常热烈,这个由省团委主办,南京艺术学院协办的大型艺术活动已完全被南京艺术学院垄断了。事前我们竟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展览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因此称这个展览为南京艺术学院的院展一点不为过。我们很仔细地看了展览,记得丁方、杨志麟、沈勤等参加了展览,展出的作品甚至布展都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我们为没能参加这次展览心里酸楚不堪。我记得我当时对朱小钢开玩笑地说:“丁方他们在山上,我们却站在山下的泥潭中,如此竟争太不公平了。”以后朱小钢经常提起这话以讽喻我当时酸楚的心情。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是两个绘画团体分道扬镳的必然结果。在一件服装设计作品面前,我看了很久,这是一件纯粗麻制式的服装,宽大、舒展,很富有现代感,更由于用不同寻常的展示方式被“布置”在展板上,非常吸引人。我关注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作者是我学习油画的指导恩师杨培兆先生的女儿,叫杨紫,当时已毕业留校,在服装专业做教师。虽然我心中为没能参展有过一些遗憾,但当时我们新野性画派还是对这次大型活动喝采叫好,也为丁方等人的作品喝采叫好。当时全国的现代艺术活动如火如荼,已经进入高潮,“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艺术展”是“八五新潮”期间江苏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活动,在江苏的当代美术史中应该浓重地记上一笔。


  四、江苏南京的两大现代绘画阵营

  “八五新潮”时期,江苏的现代绘画团体不少,有影响的共有四个,它们是“江苏新野性画派”、“红色旅”、“南京人”、“徐州现代艺术”。“南京人”出现较迟,没有赶上最好的时期,徐州地理位置较偏,这两个现代绘画团体对南京市暨江苏省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影响稍弱。  


    “江苏新野性画派”因为组织先于“红色旅”产生,且人数较多而影响很大。“红色旅”则占据着有利地形,在南京形成“正宗”地位。这两个团体都有着各自的优势。“红色旅”的成员结构基本上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在江苏南京的各相关学院的美术专业美术机构里,他们的校友势力很大,联成了很大的网,办展览、发表作品、搞宣传都很方便。〕“新野性画派”的成员结构是全国其他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组成,在南京的校友势力很松散,办事也不方便。又由于画法怪异,别人很难读懂,群众基础就差了不少。尽管如此,“新野性画派”的理论优势在当时的全国所有画派中数一数二,因此,两个绘画团体仍然是势均力敌,形成犄角。双方在推进中国及江苏美术现代化进程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月。都是“八五新潮”的主力军,都为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双方的关系上,在双方团体没有正式冠名前关系融洽,互助互补,携手共演了江苏现代艺术的一出出好戏。在双方团体正式冠名之后渐渐分道扬镳,但也限于各唱各的戏,连轻微的嘲笑、篾视也没有过。现回想起来,那时全国的艺术氛围真的很好,说八五时期是中国新时期艺术的黄金时期也不为过。中国艺术在五四时期曾有过一次辉煌,八五新潮便是第二次的井喷。中国人用了半个多世纪,才迎来这艺术的第二个春天,因为强烈的追求艺术自由精神而在全国顿成风云之势。 


    到目前为止,史论学家们谈起“八五新潮”全国影响最大的艺术群体时,不外“北方艺术群体”、“江苏新野性画派”、南京“红色旅”、浙江“池社”、“云南艺术群体”、厦门“达达”、“南方艺术沙龙”等廖廖几个,江苏南京就有两个。这首先得归功于江苏省当时的文化氛围之宽松。时任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和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赵绪成老师,思想解放,倡导新国画且身体力行。更重要的是,他对现代艺术运动明确支持,每有这方面的活动只要知道了就必参加。另外,他和时任江苏省国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的盖茂森老师对“江苏新野性画派”的直接支持和帮助,都促进了江苏现代艺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全国“八五新潮”时期,“两刊一报”影响巨大,这两刊是《江苏画刊》和湖北的《美术思潮》。产生“两刊”的江苏和湖北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省文化界领导对现代艺术的全力支持和推波助澜。在八八年《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相继停刊的严峻日子里,《江苏画刊》得以幸存,它说明除了省文化界领导的因素以外,群众基础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因素。江苏人文化底蕴深厚,江苏省地理、经济条件优越,是产生优秀艺术家的沃土。有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的南京人喜欢谈文化,各行各业的人都是这样。最普通的群众,甚至是没有文化的人聚一起聊天,依然嘴里常有艺术,即便是目前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这在全国真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高名潞和江苏新野性画派

  八六年的一天,听说南京某地正在召开一个美术理论讨论会,那天樊波、朱小钢和我都去了。与会的人数不多,发言的正是时任《美术》主编的邵大箴,我们到时,他讲话已近尾声,我们听到很少,但也觉得很精彩了。接下来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发言,话锋犀利、口若悬河,发言中有着极强的现代艺术精神,听得我们内心激动不已。这是谁呀?无人告诉我们,因为主持人报名时只听得是《美术》的责编,名字不熟也没记住。“与他聊聊。”我们三人同发此想。年轻人的即兴发言很长,似乎没有结束的感觉,在邵大箴的多次示意下,他勉强结束了发言。我们接近了他并请他出去谈谈,他有点迟疑,但还是跟我们走出了会场。在会场外,我们迅速介绍了自己和我们的“新野性画派”,并请教了他的大名并认真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美术理论家和策展人高名潞先生。因为他正在开会,和我们不便久谈,他要我们将作品拍成反转片寄往《美术》,他看后再说。

  这次与高名潞的偶然相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时我们都没有特别在意,我是按约行事,用一个普通海鸥相机将我们大家的作品拍成反转片,那是我第一次拍作品照片,也是第一次拍反转片,本身很少拍照的我将完全业余技术拍出的次品照片发往了《美术》杂志(发表后让我懊悔不已,劣质技术大大掩盖了作品的光彩)。其实照片寄出后我们没抱太大的指望,和高名潞只是一面之交嘛。很快,高名潞给我们回了信,对我们的“新野性画派”的整体水平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说他将在一月之内发表我们的作品,要求我们配上一篇文章。要配文章?我和朱小钢立马想起了江苏现代美术支持者之一的左庄伟老师,因为他在江苏很有名,可以提升“新野性画派”的知名度,我们三人找到了左庄伟老师,谈及请他写文章之事,左老师很热情,一口答应,要我先整些资料给他。他还专门问了为什么用“新野性”冠名,原来有“野性画派”吗?我回答说:没有。


    “新野性”三字蛮对我们的绘画风格。因为要整理资料,我请樊波做这事并请他与左老师保持联系。几天后,樊波没有与左老师联系,却拿出了自己的文稿《新野性主义的发生》,我先是一愣,看完后我和朱小钢都为他的才情大声叫好!樊波终于显山露水了(他原先的《宣言》还没有让我产生这种感觉),同时,我和朱小钢都为此事上对樊波的小视而深感内疚。樊波的理论素养和思想深度后来为提高群体的思想和宣传“新野性画派”起了非常关健的作用。他的一篇篇文章如《新野性画派的产生及其艺术主张》、《新野性主义的发生》、《新野性画派的变革》……等等,鲜明充分地张扬了群体的精神和艺术追求。可以更直接地说,没有樊波,“新野性画派”不会闹得那么响。《美术》杂志发表了樊波的文章和我的画。


    随之,《江苏画刊》和《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都相继大篇幅的介绍了我们的作品并发表了樊波大篇幅文章。至此,当时最权威杂志《美术》及最负盛名的现代艺术的“两刊一报”大力度的宣传,使“江苏新野性画派”一举成名。推出“新野性画派”,要感谢很多人,《江苏画刊》的李建国总编;《美术思潮》的彭德总编;……我们永远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当然,最要感谢的是高名潞,没有他的慧眼和力荐,“江苏新野性画派”能否形成后来如此之大的影响,那也很难说。后来我与高名潞经常书信往来,直至我出国后才与高名潞先生失去了联系。在高名潞策划“中国现代美术大展”的日子里,我知道高名潞与全国的现代绘画团体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和密集的书信往来,也给予了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宣传,是中国“85美术运动”最主要的组织者。我想不明白,以我和高名潞的通信密度推断,当时仅靠信件维持关系的时代里,高名潞给全国的艺术家们到底写了多少信,他又如何堪此重负的呢?尤其是,他每封信都写得规规矩矩、认认真真。


  六、南京诗画联展

  樊波与南京文学界有很多的交流,我也无意间接触了一帮诗人,由于观念上的一致,大家都很谈得来,诗人较之画家更喜欢串门、交朋友,更加放荡不羁,喜欢喝酒,喜欢在喝酒时猜拳行令,更喜欢聊天,经常海阔天空地胡吹一气。  


    接触时间稍久,一个念头出来了,能不能搞一个“现代诗画联展”。这个主意一出,四面八方响应,大家迅速动起来了,美术方面以“新野性画派”为主负责召集,诗歌方面的人我记不清是谁了。筹备会开得很粗糙,设定了市中心鼓楼附近的南京卫生教育展览馆(因为朱小钢与负责该馆的画家龙云绪能搭上话。该展览馆虽然不大,与鼓楼公园一样身处政治中心要地,许多展览都喜欢在这儿办),也设定了展览方式,基本上没有审查,要求参展人自查,希望大家只求艺术形式上的突破,别扯上政治,因为诗歌“太危险了”,美术用不着担心。南京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丁方及杨志麟、杨迎生等六人不久前刚办过一个现代绘画展览,在南京崭露头角,并开始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联系了丁方等人一起参加,丁方为人诚恳,做事坚决,冷静却不乏热情,和他合作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诗画联展在很短时间里就准备完了,万事俱备,大家只等着带作品布置参展了。这是江苏省第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艺术展览,又由于诗和画同进展出,影响力可以预知。南京市卫生教育馆展也密集,一定要等前一个展览撤展才能进去布展,中间只有一天时间。诗画联展的布展真的很简单,每个人按照指定的位置自己往墙上挂画,诗歌放在镜框里自己往墙上挂,都由作者自己搞,很短的时间里就布置妥当了。 


    正当我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在家休息一下时,接近中午,我们接到一个通知,市卫生教育馆临时取消了我们的展览,理由是:“不得告知”。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把我们搞懵了,请贴前两天就已经发出去,第二天上午九点就要开展了。我们匆匆忙忙赶往现场,这时发现现场门外多了几个监视的人。由于展览取消的原因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无睱顾及他们,迅速找了一个地方商量对策,最后结论是尽快重新找地方,让展览如期进行。临时换地方谈何容易,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朱小钢突然想起有个朋友刚上任江苏工业展览馆,就是负责展览事宜的。江苏工业展览馆刚刚落成,规模宏大、现代,还没有办过一个展览。负责展览的人听说要在他们那儿办展,非常热情,并表示可以不收费,一切都会予以配合,他只是想开个张,扩大影响。


    当然,我们有意隐瞒了卫生教育馆发生的事情。当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情峰回路转而且如此顺利,让我们把心又放回到肚子里,但卫生教育馆那几个不明不白的人提醒我们事情还未真正解决。果然,当我们赶回卫生教育馆时,那几个人还在。我们与之搭腔时,他们也不理不睬。这一切,让我们越发谨慎起来,不敢和任何人透露新联系的展览馆和地址,也不敢将作品撤出搬往新馆。因为两地离得很近,由于我们一干筹备人员鬼鬼祟祟,他们显然起了疑心,盯得更紧了。就这样从下午耗到晚上,我们在卫生教育馆门口神侃艺术,或者遛遛转转,那几位非常敬业,竟然不吃不喝的陪着我们一直到晚上九点。我们突然明白,我们不将东西搬走反而是他们不放心离开的原因。于是我们装模作样的从卫生教育馆拿出一些作品,在不远地方的一家餐馆喝酒吃饭去了。大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酒足饭饱回到卫生教育馆时,他们已全部离开。街上行人稀少,我们以最快速度叫来了早准备好的车子,实施了转移,到晚上十二点时,我们完成了在工业展览馆的布展,只需第二天在卫生教育馆留人通知新展展出的地方就行。


    “南京现代诗画联展”终于如期举行,由于省文联党组书记赵绪成应邀观展,一些媒体都作了报道,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南京现代诗画联展展出时的波波折折,还是让人感慨不已。近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许多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已不成为问题,而今日之艺术,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怪圈,却又限入了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怪圈中,恍然间,如何不让人发沧海桑田之慨。


  七、郭海平和南京晒太阳活动

  其时,江苏省轻工厅、纺织厅经常会举办一些行业的集中培训,也经常邀请朱小钢和我去讲课,讲课费挺丰厚,一期办下来能得一、二千元(当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这无疑是个肥差。在这个阵地上,朱小钢讲色彩构成,我讲平面构成,借此大吹现代艺术,也引导了一些学生对现代艺术的兴趣。郭海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思想特别活跃的人,对现代艺术充满了热情,他上集训班学习色彩构成和平面构成,是因为当时的“构成”是国内现代艺术的一部分,而不像现在成了专业院校的基础课。  


    他当时在南京连续举办了两次“晒太阳活动”,称“为了防止艺术‘霉变’,为了艺术的健康发展,请参加我们的晒太阳活动”。“晒太阳活动”没有作品审核,没有主题,只有开放和交流,称“只要参加了,就是主人。”


  我和朱小钢是在报纸上知道这两次活动的,我们还议论是谁干了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报纸上有郭海平的名字,但我们怎么也没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连在一起,因为集训班结束后,我们之间没有联系。

  到郭海平来请我和朱小钢参加他组织的座谈会时,他提及他刚刚组织的南京“晒太阳活动”,我和朱小钢都惊住了,创意如此独特的活动竟由这毛头小伙子干成?当问及为什么没通知我们参加时,他坦言道:“担心你们不会参加。” 我和朱小钢如约依时而去参加他的座谈会。会场——实际是鼓楼公园展览馆顶部喝茶的地方——来了不少人,成名人物也不少,大家见面彼此寒喧,打招呼,围着一个个小桌子喝茶聊天,早过了所定的开会时间,也没见谁主持开会,郭海平一直陪着我和朱小钢聊天。好一阵,郭海平才透露,所谓“座谈会”就是这样没有预定内容、没有主持人的会。真有意思!你看彼此之间不是聊得很投机吗?大概就这样延续了近两个小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彼此哈哈一笑,互相作别。我由衷地感叹:郭海平真是个天才,总有奇想!

  2002年郭海平又组织了一次“晒太阳活动”,听说闹出了个“国旗”事件……2006年底,郭海平协助精神病院病人画画,并于2007年初在北京798进行展出,又弄出了不小的动响……他当真是一个满脑子奇思妙想的人。自86年打开思想的闸门后,“艺术之流”从未枯竭,且奔腾得越发猛烈了。

  八、江苏新野性主义作品展

  “新野性画派”的声名鹊起,要求我们办展览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于我和朱小钢正在办理调往上海的手续,使我们突然想起应该办一次画展以答谢支持我们的南京观众。“新野性画派”在江苏省美术馆曾有过一次正规地内部观摩,包括此前的“诗画联展”,业内人士对我们的原作并不陌生。


  这是个临时决定,由于去省美术馆联系未果(省美术馆展览在半年之内已经排满),我们只好将地点选在当时极具先锋意识的展览阵地——鼓楼公园。在鼓楼公园办展其它方面都较满意,就是地方小了点,不利于全面展示作品。鼓楼公园位于市政治中心的鼓楼广场上,虽称为公园,实际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展览馆,公园靠近广场处立有很大一个广告牌,是用于宣传展览的,过往行人及汽车里的人等都能一目了然地看清广告牌上关于展览的宣传内容。朱小钢自告奋勇包下了广告牌的任务,从设计到完成,由朱小钢亲自动手制作,他的设计水平和字都太好了,其它人代替不了他。这是个很艰苦的工作,拎着油漆桶从架梯上爬上爬下,浑身沾满了油彩,与平时的朱小钢判若两人。广告牌是黑白两色的设计,在“新野性绘画作品展”的前面郝然写着“白斑马”三个超大字。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加上“白斑马”三字?朱小钢未正面解释,我自己瞎猜了一会儿,也猜不透,世界上有白斑马吗?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白斑马与新野性绘画有着什么关系呢?到如今我也没猜透,一会儿觉得有关系,一会儿又觉得没关系,其它的成员,对白斑马也都有着各自的理解,白斑马之谜只有朱小钢能解开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江苏新野性主义作品展”开展了,我们没搞什么开幕式,但参观画展的许多人不约而同选在刚开展那天来参观,把鼓楼公园挤得水泄不通。公园太小,人太多,南京市许多媒体都到了,省、市电视台,报纸的记者都有,我忙着接受他们的采访,整个上午完全无法顾及接待其他任何人。当然,有樊波、朱小钢招呼着,我也不担心会出现什么事情,后来从签名簿上看,来了很多名人,有些是我们邀请的,有些则是自己闻声而来的,武中奇和黄养辉两位江苏美术界传统大师的名字也留在了签名簿上,这让我们倍感意外,我问其他人谁看见了两位大师,都摇头。管理签名薄的人不懂绘画,自然也不知武、黄两位大师的名字。

  中午之后,画展人流量进入正常,以后的几天里都是这样,什么样的观众都有,留言簿成了我们观察效果的重要依据。留言簿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把“新野性画派”捧上了天,有的把“新野性画派”贬入了十八层地狱。褒贬不一,这是我们原先预料中的事,大部分人看不懂我们的画,经常主动与我们攀谈,要我们解释解释。刚开始我们煞有介事地解释一番,后来看见问的人太多了,也懒得再解释了。其实,哪能说清楚呢?审美水平不是一下子就能提高的。我记得有个中年人,戴着眼镜,在展览馆里一遍一遍地转悠,后来听人说我是负责的,就与我打招呼,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画,我看他转悠得辛苦,向他解释得也格外耐心。一遍、两遍、三遍,无论我如何解释,他总是说没听懂,其时围观的人多了,画派的其它人叫我说有事,才解了我的围。我溜出展览馆,两个小时没敢回来。待我回来时,同伴们说那人刚走,因为其他人不耐烦解释,他一直在等我呢!

  到画展顺利结束时,我和几个同伴来撤馆搬画,已有一半作品上了汽车,约有五、六个人匆忙赶来,他们是省外某个美术专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见我们撤馆大失所望。他们冲进展览馆转了一圈后,出来与我们商量能否再延展半天,因为大部分学生下午才能来参观,我婉言回绝了他们,他们又重新进入展馆,一边观画,一边看着我们将画一幅一幅搬上了车。然后,满是遗憾地离去。中国艺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如今一切已成往事,而八五新潮艺术思潮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与滋养却余韵悠长。现在,我将新野性艺术展结束时的这一幕当作这篇文字的结尾,是否这些观展者的遗憾,也正暗合了中国现代艺术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回响?

  傅泽南修改于2014年6月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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